摘要：在历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高潮虽然从理论上可以预期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增长提供强大动力,然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对应的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受益者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时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全球化3.0并从中获益,实现了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导致世界经济明显趋同。与这一轮全球化并行,中国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必要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阶段变化,面对来自全球化的逆风和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严峻的挑战。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引领全球化保持开放包容性质,坚持和完善自身发展所必要的“钱纳里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摘要：国际话语权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际话语权的自然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塑造和提升需要多维设计和努力。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当前中国形成了对自身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的认知,这影响了中国追求国际话语权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国际话语权,在外交实践方面通过不同路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提高话语存在、改变语言风格、扩大制度性权力、创新外交实践等。未来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还需要更多实质性努力,如加强整体战略布局、提升各领域制度性话语权、完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促进中国外交主导话语向世界话语转变、建立国际话语权提升措施评估机制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继续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更多进展,在国际层面减少不必要的质疑、担忧、疑虑甚至摩擦,为未来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话语环境,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摘要：特朗普政府倡导反全球化是对美国民粹主义诉求的呼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具有合理性。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背后是美国对丧失全球化领导权的担忧和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不满。这种不满不仅体现在对多边主义规则之上,而且体现在对区域主义规则之上。不过,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与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特朗普政府并非要“去全球化”,而是要构建新型全球化或“再全球化”。这种新型全球化是一种排他性的全球化:其主导者是美国及其有共同利益的“志同道合者”;其原则是以“公平贸易”理念取代自由贸易理念;其手段是以双边机制替代多边机制;其目标是维护美国(及其盟友)领先者的地位,阻止后来者实现赶超。与排他性全球化相对应的是包容性全球化,反映了全球经济中的后来者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未来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发展方向将取决于这两种模式的博弈结果:它们各自的被认可度、可行性以及两者能否找到最大公约数。

摘要：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并称为“修正主义的竞争者”,认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担忧。这些判断是当前美国两党形成的对华新共识。在美国看来,国家安全竞争正在广泛渗入经济和商业之中,中美最重要的竞争领域是高科技;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可能取得高科技发展的优势,因此美国必须提前予以制止。特朗普用反全球化和“美国优先”的方法来解决美国当前的问题,造成美国内外政策的转变,亦使中美合作领域变得极为狭窄,合作的一面在下降,竞争的一面在急剧上升。尽管中美关系还没有滑落到“新冷战”和“脱钩”,但已经处于一个转折点,不可能回到以往了。因为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是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中国的崛起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两党建制派都强调:美国必须改变思维,接受并适应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现实,同时调整自身的战略和策略,以继续稳固其全球领导地位。鉴于当前美国国内的主流看法和决策环境,如果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得当,在竞争中维持比以往较低水平的、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还是可能的。

摘要：作为中小国家集团,东盟具有维持自主性的强烈诉求,一直试图保持独立与多样性、区域自主能力和地区秩序构建中的中心地位。这些诉求的实现高度依赖特定的战略环境,特别是以大国间温和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安全秩序。大国权力关系或地区政策的变化具有难以预测和不易控制的特点,权力压制、收缩和竞争都会给地区战略环境带来冲击。长期以来,东盟自主性诉求的稳定和域外权力影响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如何缓解这一张力至关重要,东盟管控域外权力的意愿也正是由此而来。然而,受主权至上、成本约束和路径依赖的限制,东盟的战略手段相对单一,制度供给模式的延续性大于差异性。东盟意愿与能力相结合的最终外在呈现是,其通过供给和扩大安全制度的方式消解域外权力的负面影响,以实现自主性的最大化。在管控权力压制、收缩和竞争时,东盟形成了以推动、提升内部制度联结和地区开放性为方向,以渐进和低制度化为特征的制度供给模式。